国内大循环的本质要求是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循环0

国内大循环的本质要求是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循环

回顾改革开放40余年的“上半程”，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进程，形成了以外循环、出口加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格局。而“下半程”则在“双循环”战略的指引下，将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“双循环”战略需要改革、创新开路，而制度创新，体制机制创新正是构建发展确定性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。

从经济学意义解释“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”，即供给与需求之间形成正反馈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新需求牵引新供给，从而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。“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”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建设，而是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通过外循环壮大内循环，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内循环是目的，外循环是手段，绝不能为了开放而开放，为了外循环而外循环。当供应跟不上需求，就很可能形成供给“钝化”，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避免供给响应机制钝化，是供给与需求之间形成正反馈循环的关键。如果制度标准缺失、市场监管不到位，可能会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现象，不利于企业的原始创新，也难以实现高质量供给和高水平发展。所以，供给与需求之间正反馈双循环需要体制机制保证，并及时纠正供给“钝化”现象。

进一步来看，经济和社会是国家发展的一体两面，二者相互制约，又相互促进。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，其核心就是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。人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消费过程，消费水平又决定了人的再生产水平。目前，人的生产、再生产过程和物的生产、再生产过程之间不完全匹配。可以说，中国经济的“蛋糕”做得很大，但“蛋糕”中用于消费的份额偏低，意味着消费水平偏低。由于对消费的认识偏差，导致对社会与经济大循环认识出现偏差，从而导致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之间出现不协调，这也是发展不确定性的最大原因之一。如何围绕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循环畅通来制定宏观政策？关键要从传统制度框架中跳出来，基于构建发展确定性的考虑，重点围绕“人”做文章，针对如何优化人力资源配置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，提升人的能力水平、促进人的合理流动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。显然，这不是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能够完成的，还需要财政政策的有效调控和适度干预。总之，构建发展确定性不仅需要依靠经济政策，还需要依靠社会政策，不仅要运用短期的应对性政策，还应当构建更多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制度性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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